清朝時期的制度腐敗化到腐敗制度化（二）

　　4、行賄基金的出臺

　　“公行”取消之後5年(1775年)，被再度恢復，這次商人們獲得的壟斷權更大了，可以專攬茶葉、絲等高利潤的大宗貿易，並且獨家代理外商在華的供銷，按總額收取3%的費用。

　　當然，其所承擔的連帶責任更重，外商將不再直接繳納關稅等，“公行”成為外商與帝國政府之間的防火牆。

　　“公行”的定位至此確定，直到1842年被《南京條約》廢除，“公行”(Co-hong)在很多地方也被老外們稱為“官行”(kwanhong)。

　　連帶責任的加重及政府勒索的加強，令“公行”產生了強烈設立公共避險基金的衝動，這直接導致了“公所基金”的誕生。

　　推動“公所基金”的第一個動力，在於帝國政府要求“公行”承擔起講合同、守信用的模範，凡是拖欠了外商貨款的，一律由“公行”先行賠付。這是一個財經制度上的“連坐法”。而第二個更為強勁卻不便說出口的動力，則在於帝國政府及其官員對“公行”的勒索日益加強。

　　這種基金的準確成立時間，說法不一。fredericwake

　　5、鴉片生意的利益鏈

　　針對官員私人的“行賄基金”，很快就在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誕生了，並且完全依靠鴉片的支撐。

　　1820年，澳葡當局專門設立了一個基金，對輸入澳門的鴉片每箱徵收40銀元，專款專用於對大清國領導幹部的行賄。根據當時鴉片進口量推算，這一行賄基金每年可收10萬銀元(約7萬兩，摺合如今1400萬元人民幣)。

　　這一基金的管理人，是一位小名叫做“阿西”的廣東鴉片販子葉恆澍。次年(1821年)，葉恆澍因殺人或者僱兇殺人被捕，但在監獄中，為了自保，他揭出了與殺人案無關的大量行賄細節。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在其著作《中國總論》中記載，)葉被捕後，受到了香山官員的刑訊逼供，為了報復，而將行賄基金的事抖了出來;馬士認為，葉恆澍堅信把官員們拖進來可以為自己免罪，而向廣州府檢舉揭發(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》);現代歷史學家格林堡則認為，葉是直接向中央揭發的，並且，中央還為此下派了工作組……

　　無論如何，對官員們受賄信息的掌握，最後保住了葉恆澍的性命——為換取他的沉默，廣東當局只能以販毒罪對他輕判，枷號一月、發近邊充軍、到達配所後杖一百，絲毫不涉及殺人的重罪。

　　鴉片貿易與行賄基金之間的關聯，至此開始暴露。而此前，鴉片早已悄悄地在“公行”的貿易中開始發揮重大的作用。而且，隨著政府勒索加重，鴉片貿易的重要性就越大。

　　鴉片的厚利與走私的泛濫，與官方公開的禁菸強度成正比。

　　有學者統計，從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到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大清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，在這60年間總共下發了45道嚴禁販運和吸食鴉片的諭旨、文告，旗幟不可不謂鮮明、態度不可不謂堅決，但是，鴉片的進口量及吸食人數卻依然急劇攀升，禁令反而成為鴉片貿易和利潤率的激素，而公權力因為既可毀滅鴉片貿易，也可為走私鴉片保駕護航，其身價大為提升。

　　主張放開鴉片貿易的許乃濟，對此的見識遠比林則徐深刻：“然法令者，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，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，棍徒之計謀愈巧”。

　　外商們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：“儘管皇帝會查禁這種貿易，並也會一再嚴旨重申禁令;儘管總督會恪遵上諭發佈告示，總督和粵海關監督也會傳諭行商慎遵法令;但是總督、粵海關監督、巡撫、提督、知縣以及再往下到那些與衙門略有瓜葛的小人物們，只要他們覺得可以從中取利，對於法令的不斷破壞也就熟視無睹了。他們發現在禁令之下，使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，因為他們不但可以徵課更大的數額，而且所徵款項絲毫都不必列為稅收奏報;這些陋規可以毫不費力就從中國買主處徵到。”(馬士《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》)